“父母是早没了，离婚之后，两个人分头走开，到现在影踪全无，祖母也死了。如果活过三月，我就二十三岁了。”他说，“现在才一月吧？”
“明天就二月了。”
“啊。”他说，“如果活到三月，你能来庆祝我的生日吗？”
在隔壁，护士把一张白被单拉上一个病人的头。我只装作看不见。
“我的要求是越来越不合理了。”他说。
“不，你生日那天，我一定来，是三月二十号，是不是？春天马上要到的时候了，你要什么，我送来。”
他微笑，“我要鲜花，紫色与黄色的菊花，一瓶契安蒂酒，最好有中国菜。”
“那还不容易，太简单了，我一定替你办到，”我笑道，“你放心吧。”
“好的，谢谢你，真谢谢你。”他挣扎着来握我的手。护士给了我一个眼色，我放下他的手。
我跟护士走出去。
护士跟我说：“我们很感谢你，但是你不便再来了，他……不过是这一两日的事了，而且恐怕那种气味对你身体也不好。”
我把宿舍的电话给护士，“如果有事，请叫我来。”
“你太慈善了。”
“并不，并不是为了……为了这个原因。”
“他看上去是这么可怕，”护士说，“你不觉得吗？要真是瘦得陷下去，不过是像骷髅，可是他又肿又难受，真可怜，竟拖了三个月。你是他惟一的探访人。”
“我要走了，公园的门关了以后，我要走一条长路。”
“是的，”护士说，“你走吧，你已尽了你的力量，我们也尽了我们的力量，然而我们敌不过上帝。”
“再见。”我说。
第二天我又去了。只远远的看他一眼，他睡死了，没有把我认出来，他们要把他搬到另外一间房去。
我功课忙，而且医生不大要我接近他，于是便没有再去。
有一夜做梦，看见一个很漂亮的外国男孩子，穿一件T恤，一条布裤，提一只帆布袋，头发又短又干净，他进门上来，叫着我的名字。
我说：“我不认得你，你为什么叫我？”
“你怎么不认得我？我是汤姆。”
“汤姆？”我说，“不，我不认得你。”
“但是你每次来医院看我……”
我很吃惊，“你是……是那个汤姆吗？”
“是呀。”他笑了，脸颊上有深深的酒涡。
“呵，汤姆，你的病好了！”我跳跃说。
然后我的闹钟响了。
我跳起来，并没有出一身冷汗的时间，早上那半小时永远像打仗，洗脸刷牙吃早餐，穿衣服，挤公共汽车，到了学校，又得一堂一堂的上课。
到了星期三下午，我买了紫，黄色的菊花去医院。
他们并没有打电话来宿舍，所以我想汤姆还吊着命。
可是到了医院，护士迎了上来，很歉意的一张脸。
我想：哦，他死了，就这样。
护士说：“他死了。”
我坐下来，“几时？”
“前夜。”她说，“我们没有通知你，毕竟你也不是他的亲人，是不是？”
我点点头。“他可痛苦？”我转过头问。
“医生尽了力。”
“他清醒吗？”
“昏迷的。”
“他知道要去了吗？”我问。
“他知道了三个月了。”
“可是哪一刻呢？”
“不知道。但是在那之前有一段清醒的时间，叫我们把这个给你。他并没有遗物，只有一条金链子，有一只十字架，也说给你，我们都消了毒，在这信封里。”她走到文件柜子前，取出一个信封。
她交给我，我接过了。
一只十字架，很漂亮的一只十字架，我马上戴上了。
护士说：“一只漂亮的十字架。”
“是的。”我说。
可是还有一封信，我拆开了，里面却是我自己的字迹，是那一日他叫我为他写的信，一开头说：亲爱的……我把信放进口袋里。他叫我写了这封信给我。
“他被火葬了吗？”我问。
“嗯。”护士说。
我又点点头，放下了花，“你能用这花吗？本来是给他的。”
“可以，孩子们的病房，正需要这么好看的花呢，春天仿佛要到了。”护士笑着，拿着花走了。
他没有活过春天，也没有活到二十三岁。
医院的走廊里一尘不染。以后我少一个说话的人了。医院里说句话也会引起交荡的回音。以后我不再来了。他还是一个年轻的孩子呢。一个年轻的孩子。
我只晓得他是死了。我缓缓的走出医院。
在大门外，一辆冰淇淋车子奏着音乐，缓缓的驶过。
护士小姐的脚步急促地追上来，“小姐！小姐！请留步。”
我转头，“是！”
“小姐！”她一脸的笑，“我把花送到孩子们那里去，说是一位中国小姐捐赠的，他们没见过中国人，都吵着要见你呢。”
“是吗？”
“小姐，你如果有空，到儿童病房来一下好吗？这些孩子们，很久没看到他们的笑脸了。”她说，“你会令他们很高兴的，小姐。”
我站住了，迟疑了一刻，“他们都……病得很厉害？”
“不病，怎么会迸医院来呢？”护士笑，“你一向是好心的，这一次，算帮我一个私人的忙，你会喜欢他们的，他们自十岁至十五岁不等。”
我只想了一想。“好吧。”
“谢谢你，好像天使一样。”护士微笑。
有人也这么说过，是汤姆，当他还活着的时候。
“儿童病房在哪里？”我问。
“在这边，请过来。”
我跟在她身后走，我们的脚步在地板上发出响亮的声音，有节奏的，愉快的，仿佛一切都没有发生一一的确是一点事都没有发生嘛，太阳照升着，花照开着，春天照常来临，有什么分别呢？
护士推开了儿童病房的门，我听到一大堆孩子的喧哗声，我走进去，坐下，孩子们围上来，我微笑，我想这快成为我的职业了。
我跟孩子们说故事，讲笑话，他们都显得很开心，我摸着他们的头，我说着我的话，怎么可以这样自然呢？我自己也不晓得，我甚至说了一个中国童话。
他们是一群可爱的孩子，我不否认。
我到公园将近关门的时候才走。
走过公园的时候，天空是一种灰色的蓝，仍然很晴朗，我低下头，看见胸前，汤姆所赠的十字架。我觉得我应该是哭的，于是我的眼泪缓缓的流下来，流下来。我不十分清楚在天之灵这些事，我不清楚，但他是一个勇敢的人，无可否认，他是一个勇敢的人。
到了宿舍，我脱了大衣，好好的暖和了身子，看着自己的手，自己的脚，忽然之间爱惜起自己来，我缓缓的摸着自己的脸——活着总是好的，生命是宝贵的，但凡失去了再也得不回来的东西，总是最宝贵的。
我睡在床上想，下星期三，我还要去医院，因为他们在等我，那些孩子很欢迎我。为什么不呢？如果我可以使他们高兴一点，为什么不呢？而且我的时间也不多了，医生告诉我，我的白血球越来越多，他们没有办法克服，如果过了春季还是如此，我也得进医院了，是的，我也是一个病人，我也患了稀奇古怪的不治之症，我想我距离那个时间，也不很远了，趁现在还有一点时间，我要做一些令自己高兴的事，令别人高兴的事。
旅程
我做空中服务员，或是空中侍应生，已经一年了。大家都说男人做这种职业不大好，我也相信。开头在中学毕业，以为在飞机上来来往往，至少可以免费游游地方，见识因此大广，但是做了一年，发觉工作艰苦，乏味，到了一个新城市，累都累死了，哪里还逛得动，坐飞机钉在座位上不动已经够辛苦，何况还得走来走去不停的服侍客人，一年足够我转行了。惟有读书高，难得伦敦大学肯收我，我在那里报了名，所以，今天是我最后一次的飞行了。
这班机从伦敦回香港，七四七，专门接学生的生意，七月三号，正是回家渡暑假的好日子，大半都是香港来的学生，或是唱歌，或是谈笑，我很羡慕这样的青春，无忧无虑，唯一要担心的不过是考试。
有一个女孩子，她一上飞机我就开始注意她。决不是我色迷迷--飞机上美丽的女客多得很，而是她真是够派头，一个人居然有三个人陪，三个都是男孩子。
那三个男孩子争着服侍她，她却一付爱理不理的样子，极逗的，不但我注意她，其他的客人、空中小姐，都觉得好笑，朝他们看。
一上飞机，她朝前面走，把座位卡递给我，后面那三个男的便开始吵嘴，要坐她身边，她回头狠狠地每人给一个白眼，他们总算不响了。
我让她坐窗口。三个男生马上抢过去，她站起来，他们吓一跳，其中两个委委屈屈坐到后面去，那个幸运者像捡到金子似的。
我忍不住笑。
她是一个漂亮的女孩子。一脸的尴尬、浮躁，双颊红红，恐怕是既怒且羞，激成这样的，她气鼓鼓的坐着，两手叠在胸前，不出声。她倒没有引以为荣，顾盼生姿，照说一个女孩子，有三个男同学陪着回香港，还真不容易，哦，忘了提，一个还是洋人呢！
但她是个漂亮的女孩子，高、丰满，身材之好之动人，实在一流，剪着短短的童花头，漆黑的头发，五官俱是圆圆的，尤其是一双眼睛，闪亮动人。薄薄的T恤里没有内衣，一条破牛仔裤，几只银手镯，一只手表倒是白金的，很懂打扮。
我第二次走过她那里，她轻轻的叫了我一声，我听见了，还来不及俯身下去问她要什么，她身边那个男的就大声喝我："叫你呢！"又转过头去低声下气问她："要什么？明珠。"
真多余，我一点也不生气，只是可怜他。
果然，这个叫明珠的女孩子睬也不睬他，只管跟我说："请你拿一罐橘子汁给我，对不起，谢谢你。"
我说了声好，便去那橘子汁给她，还没走到她那里，后边的那个男孩子就献殷勤，抢着来拿，我看着她，她急了，一边骂："死相！"
她鼻上布满汗珠，有一种青春的诱惑，是有生命色彩的青春，我叹一口气：难怪这几个男人如苍蝇见了蜜糖，确也怪不得他们呢！
过了四个钟头，前座那个男人跟后面的调位置--恐怕是约好的，那种穷凶极恶的样子，使几个老太太猛摇头。我听见明珠说："把护照还给我，我才不要你们替我收着！把化妆箱也还来，还有我的帽子，快快！"我又笑了。班班飞机闹这种笑话，倒也解闷。
入夜后不是我当班，换了空中小姐。我躲在后座休息，看着几本时事杂志。飞机上每个人都很太平，就是那三个男的多噜嗦，一会儿要茶，一会儿要水，都是为明珠，那明珠索性拿一张报纸盖着脸，好歹不理。
我看看表，几乎二十四小时的飞机，我还可以憩憩，隔一会又得起来苦干了。
才闭上眼，就有个声音轻轻地在我耳边响起："对不起。"
我张开眼，是这个叫明珠的女孩子，我诧异，"你要什么？小姐。"
"不不，"她尽量压低了声音，"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打扰了你休息，我很明白，你不会了解我的情况，唉，你身边有个空位置，可否让我坐？"
我更诧异了，"你自己那位子有什么不好？这里是职员休息的。"
"让我坐，好不好？"她恳求着。她蹲在地毯上，眼睛圆得像猫。
我说："好呀--"
她马上松一口气，缩到我里面去坐着，喃喃的叹："感谢上帝！"手覆在额角上。
我笑了，我明白她是在躲避那三个男的。
我轻轻递一张薄毯子给她，她接过了，给我一个微笑。
我这福气从天而降，人家轮也轮不到，抢也抢不着，她却跟来陪我坐。
她问："有没有止痛药?我头痛得紧！"
我随身带着，便给她两颗，顺便倒一杯水给她。
她极有礼，千谢万谢的。
我只是微笑。
然后前面那三个活宝发觉她不见了，便起身到处找，有的上厕所，有的走到前舱。可是明珠很有办法，她用毯子遮住了脸，他们走过几次都没有看见。
我觉得有趣极了。
明珠在毯子下带着哭音的说："我成了贼了，他妈的。"
忽然听见一句粗话，我先是一怔，后来实在忍不住，笑出声来，天下怎么会有这种事。
她说："对不起。"
"对不起什么？"
"我出言粗俗。"她依然在毯子下。
"他们走了，你可以出来了。"
她把毯子拉下来，一张脸涨得通红，可爱得很。
"谢谢你。"她说。
"不用客气。你别怪你三个朋友，他们爱你情切。"
她瞪我一眼，"你开什么玩笑？他们不是我朋友，谁有这种朋友就该跳飞机了。"
"不是朋友--"我问，忽然觉得多事，马上道歉，"对不起，不该取笑你。"
"不怪你，谁不好奇呢！你看他们那鬼样！演滑稽戏似的，我才不去客串主角，我在这里躲定了。"
"为什么怕他们？"我说，"飞机还要飞近二十小时，你坐在这里，多辛苦。"
"那么你是怎么坐的？"她反问。
"我们命苦，要赚薪水呀。"我笑。
"又开玩笑了，先生，难得你这么幽默。"她说。
我又笑。
"你看见那探头探脑的五短身材没有？"她问我。
"看到了。"我点头。
"这人自说自话，听见我暑假回家，他就买个票子，跟了我一班机--我没胆子说这班飞机是我的，可是你想想哪里有这么巧的事？嘿，在火车里又一起，乱说话，乱做表情，硬要我嫁给他，怎么搞的，大家同一间学校，也没见过几次面--对不起，我话多了，你是陌生人，我不该对你诉苦，可是这次我实在气急了！"
我微笑里很带点安慰的意思。
她轻轻的说："那个外国人，更滑稽了，她父亲在香港做事，大概是个刮民脂民膏的奸人，他也硬挤着一班机，硬要我教他说广东话，我真觉好笑，怎么我们大学里多这种人物。"
"第三个呢？"我忍不住问，"也是同学？"
"那个又不是了，"她说，"那是中国餐馆老板的儿子，吃喝嫖赌，无所不至，他看中我，我还顶害怕，他老子是新界某处某种组织里的所谓白纸扇。我弄得不好，真会被他砍几刀，我是怎么惹下这些麻烦的呢！我不过去那餐馆吃过几顿饭而已。"
她苦着脸。
"到香港就没事了。"我安慰她。
"他们不放过我的。"她说，"我家人看见了，算什么？我什么水都洗不清了，家人一定以为我不听话，在外国没好好念书，乱混男朋友，唉呀，怎么得了！"
"他们又走过来了。"我警告她。
她连忙把毯子朝脸上一盖。